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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民国名媛OR名门公子?被遗忘的Nadine Hwang这颠沛流离然而传

发布日期:2022-02-24 01:11   来源:未知   阅读:

  原标题:名流民国名媛OR名门公子?被遗忘的Nadine Hwang这颠沛流离然而传奇无限一生

  过年的时候,视频号“邹德怀的老照片”出了一集“寻找Nadine Hwang,一个曾在上世纪登上世界各地报纸的中国女人”在朋友圈刷屏了……

  1945年,瑞典记者拍到的被解救的难民营、中间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中国女性的面孔,德国难民营被抓的多半是欧美人,怎么会有一个中国人的面孔?这本身已经很让人觉得讶异了,而更令人讶异的是这位中国女性的脸上露出的轻蔑、有愤怒却独独没有快乐的笑容。

  为什么她没有像被解救的大部分人一样欢欣鼓励,而是嘴角绽出一个不屑的微笑,为什么她会出现在纳粹集中营当中,她到底是什么人?她叫什么名字?视频因此而展开了追索,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这位在视频里已经43岁的女性名字其实叫Nadine Hwang,她是名门淑女,也曾是北洋军官,更是巴黎上流派对中难辨雌雄的风流混血儿,她的前半生大起大落、颠沛流离,从上流社会的青年才俊到集中营里的囚犯,死里逃生之后,又辗转多地度过了备受争议的后半生。

  Nadine Hwang像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沙,即使她如此丰富、曲折、澎湃,她还是被遗忘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里。

  黄履和是浙江余姚人,22岁进京师同文馆英文馆学习,因为精通西班牙语,四年后被派到西班牙(当时叫日斯巴尼亚国)的马德里任职外交官,之后也去美国工作过。

  1901年,三十岁的黄履和与比利时人朱丽叶结婚,朱丽叶出身贵族世家,曾结过一次婚,但前夫已去世,黄履和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两人在西班牙的圣塞瓦斯蒂安相识,朱丽叶的母语是法语,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在翻译的帮助下才得以顺利订婚。

  婚后一年,朱丽叶生下大女儿Nadine,之后黄履和接连高升,没几年又被调到古巴首都哈瓦那做西班牙语翻译,1905年,朱丽叶又在哈瓦那生下小女儿黄玛赛。

  不久后,黄履和又被调回西班牙的马德里,任职中国大使馆负责人,直到1913年奉调回国,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最高做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用现在的话说是部局级的干部,所以Nadine是无疑了。

  黄履和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北京定居后,先后住过东城遂安伯胡同和东总布胡同。

  幼年时,Nadine和黄玛赛都受到了相当良好的教育,在法国教会创办的圣心学校读书,这是北京的一所法国天主教学校,上学之余,她们还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除了普通话,她们还会说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

  可惜回国不过短短十余年,黄履和就因病去世,从此之后,Nadine和妹妹便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成年后,她先是在北京的法国银行任职,没几年父亲便去世,黄玛赛于是去欧洲旅行探亲,没想到在马德里邂逅了未来的丈夫费尔南多·洛佩斯,两人很快结婚,黄玛赛也顺势加入了西班牙国籍。

  可结婚三年不到,丈夫费尔南多·洛佩斯就不幸病逝,黄玛赛便把母亲接到马德里来和她一起生活。

  之后,黄玛赛在西班牙外交部和联合国担任翻译工作三十余年,在欧洲很多地区举办过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

  作为20世纪著名的华裔作家、翻译家,黄玛赛对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的西班牙语翻译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2017年,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学院和巴塞罗那孔子学院基金会联合设立了“黄玛赛中国文学翻译奖”。

  相对于妹妹黄玛赛安稳平静的一生,Nadine的命运更像是大海上的一艘船,在风平浪静和惊涛骇浪之间来回切换,人生短短几十年,她仿佛活了别人的几辈子。

  Nadine小时候住在西班牙,她和父母、妹妹住在马德里卡斯特拉街的一处小别墅里。

  作为优秀的外交官,她的父亲黄履和思想开放,和蔼可亲,在马德里的艺术界和文化界都有头有脸,Nadine也是一路在上流社会的熏陶下长大。

  12岁时,Nadine全家回到北京,她的生活品质也完全没有改变,不仅在当地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也有大把机会结识文人豪客,林语堂和胡适,外交部高官黄司长的家里总有名人到访。

  ▲妹妹黄玛赛写过父亲曾经见过,父亲告诉她“要记着他,他将来也许前程远大”。图源:邹德怀的老故事

  除了在圣心学校和私塾读书之外,她还通过函授拿到了芝加哥汉密尔顿学院的法律学位。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中西文化在此激烈交融,做为名门子弟的Nadine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呼吁改革,而混血儿的背景无疑让她成为北京社交圈一道格外打眼的风景,这位外交名媛不但长得清丽无双,尤好男装,精通多国语言,还擅长网球、马球、板球、冰球和骑马这些在当时被视为“男性专属”的运动,经常穿男装参加party。

  1928年,26岁的Nadine对Excelsior的记者倾诉自己对火车、飞机的着迷,她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开着火车全速前进,

  在当时那个还处在“三寸金莲”审美的年代,少女Nadine的所作所为对大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无论穿着打扮、行事作风还是思维方式,她都是与众不同、极为现代的。

  父亲的官宦背景,自身的优越条件,青年Nadine被北流军阀张宗昌的赏识,因此得到空军上校的军衔,虽然这是个荣誉军衔,但足见张宗昌对她的欣赏。

  后来,张宗昌还给了她参谋部联络员的职位,也鼓励她留短发,穿制服,做自己,Nadine因此有了“东方亚马逊”的称号。

  因为学过法律,接受过律师培训,Nadine1929年去了同样风流不羁的少帅张学良手下当中尉,她也是在这时候学会了开车和驾驶飞机。

  Nadine的出现不仅在中国社会引发热议,也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特别是中国女性的的看法,《Le Temps》把Nadine称为“才华横溢的天才”。

  野口勇(李香兰的第二任老公)在1930年时认识了Nadine,他对她赞不绝口,称她年轻有为,英俊潇洒。

  野口勇是日裔美国艺术家,和Nadine一样是混血儿,母亲是美国作家莉欧妮·吉欧蒙(Leonie Gilmour),父亲是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

  野口勇在美国洛杉矶出生,但童年返回日本生活,直到14岁父母离异,他才重返美国上学。

  1930年野口勇来到北京,向齐白石大师学习水墨画的同时了解了中国园林的造园心法,由此开始艺术风格上的转变,并尝试将东方的空间美学和西方的现代理性进行融合。

  而李香兰就更不用说了,大大明星,她是日本人,原名山口淑子,在辽宁出生,是红极一时的歌手和电影明星,与龚秋霞、周璇、姚莉、白光、白虹、吴莺音并称为上海滩的“七大歌后”。

  《夜来香》的原唱就是李香兰,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据说比周旋的原唱更为风靡。

  ▲1943年,张爱玲与李香兰在游园会相遇,当李香兰得知张爱玲比自己还小时自言自语道:“比我还小?”张爱玲马上接道:“像是您,就到了三十岁一定还是像小女孩子那样的活泼吧?”

  ▲日本战败后,李香兰回到日本,她与小自己十来岁的艺术家野口勇相恋,1951年结婚,后来野口勇回到美国,而李香兰无法得到签证,俩人在1956年离婚。再后来李香兰嫁给了一位比她小六七岁的外交官,从此改姓大鹰,1969年李香兰代表富士电视台跑到越南、柬埔寨、中东前线年的参议员,八十年代她是频频穿梭在中日之间友好使者。

  上世纪30年代,由于局势动荡,Nadine从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移居去了法国巴黎,开始了波西米亚式生活。

  波西米亚式生活(Bohemianism)是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它的活动大多不受传统行为准则的影响,强调对传统不抱幻想,也不受传统束缚,多存在于作家和艺术家之间。

  巴尼是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热爱女性,1900年就出版过写给同性的爱情诗,她也一直在作品中支持女性主义与和平主义。

  巴尼有一个朋友叫庞德(Ezra Pound),庞德是美国著名诗人,也是个翻译家,他很喜欢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还翻译过《神州集》、《诗经》和《论语》。

  巴尼是社交界的红人,她办的沙龙一位难求,因为风格现代、前卫,参与者众星云集,被称为沙龙届的传奇。

  当时法国和英美的艺术家都以来参加她的沙龙为荣,《寂寞之井》的作者Radclyffe Hall,《夜林》的作者Djuna Barnes都是她的座上宾。

  英国作家Diana Souhami在给巴尼写的传记中提过,Nadine一开始是巴尼的秘书和司机,很快又成了她的情人,甚至睡在她的办公室里,虽然情况窘迫,但Nadine并不以为意,她说我见到巴尼之际就明白会发生什么事情。

  Nadine因此时常参加巴尼举办的沙龙,她身材修长,气质高贵,举手投足间雌雄莫辩的气质,令在场嘉宾印象深刻。

  社交对Nadine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技能,她非常乐于展示自己,有时会穿着中式服装表演剑舞,很快她就在社交界名声大噪,再加上巴尼的保驾护航,她迅速融入了巴黎的文化艺术界,并开始出席各种社交盛会。

  巴尼并不是专情之人,她几乎一直在谈或长或短的恋爱,而且一心多用,不仅毫不在乎无缝接轨,更是明目张胆的公开劈腿。Nadine的出现已经让巴尼的暧昧对象们感到危机重重。

  作家Helene Nera曾经描述过Nadine的处境,她说Nadine的华人身份和她受到的偏爱,让她遭到了来自巴尼众多爱慕者和情人的致命嫉妒,现场厮杀的激烈程度和后宫众妃争宠的情形别无二致。

  多萝西·王尔德 (Dorothy Ierne Wilde)就是众多对Nadine恨得牙痒痒的女人之一,她是英国社交名媛,也是著名诗人、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侄女(王尔德也是巴尼家的常客)。

  多萝西从1927年开始公开与巴尼交往,可惜巴尼只把她当做爱人之一,虽然会给她钱花,但常常对她爱答不理。可多萝西深爱巴尼,更把Nadine的出现视为巨大的灾难,1934年3月更嫉妒到试图轻生,之后开始滥用药物、消极度日,直到1941年去世。

  很可惜的一点是,多萝西其实对写作颇有天赋,但一直没有好好利用这个优势,终生靠着父母留下的遗产度日,在情爱的撕扯和药物的麻醉下早早离世。

  巴尼为何对Nadine偏爱,因为这个混血儿确实让人神魂颠倒。年轻的她才貌双全,品味不凡,看看1936年英国记者采访她时的评价:时尚典范,令人难忘。

  据参加巴尼沙龙的客人回忆,有一次他们恶作剧,把Nadine打扮成男性的样子,介绍给里昂银行创始人的儿子安德烈(André Germain),弯仔安德烈对Nadine一见钟情,最后谜底揭晓,他知道Nadine不是男性时非常伤心。

  因为和巴尼关系紧密,Nadine在巴黎颇有人脉,加上她除了会说法语,还精通英语、意大利语,更能用汉语和西班牙语交流,沟通无障碍的她便试图在欧洲从商,可惜时局不稳,最终未能成行。

  1940年,整个欧洲都被纳粹的阴霾笼罩,巴尼和画家女友Romaine Brooks搬去了佛罗伦萨,以逃避德国的入侵。顺带一提,这个女友和巴尼保持了长达五十年的伴侣关系,是她交往最久的女友。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位于柏林以北90公里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eck)附近,该集中营于1939年5月启用,因关押对象多为女性且条件恶劣,被称为“女性地狱”,臭名远扬。

  这里共关押过13.3万人,最终有9.2万人死于枪击、毒气室中毒、饥饿、苦役、酷刑或医学实验。

  和Nadine一起抵达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还有567名女性,Nadine的编号是39239,她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才被解救。

  在集中营里,所有人都必须干活,Nadine也被送到附近的西门子工厂进行强制劳动,她在这里认识了瑞秋(Rachel Krausz)和她九岁的女儿爱凌(Irène)。

  瑞秋和女儿爱凌是住在荷兰的英国人,她们于1942年被捕,两年后被关押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1944年秋天,黎明前的至暗时刻来临,集中营里的被处决人数开始剧增,除去原本就在运行的毒气室,还额外建造了一个新的刑场和一个临时毒气室。

  1945年4月,传说苏联军队即将解放柏林,这让集中营里的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但解救名单不明,她们仍不确定自己的最终命运,因此她们找来一块红布,依次亲手绣上自己的名字,表明她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团结,Nadine也绣上了代表自己的“China黄”。

  很快,白色巴士营救活动开始,Nadine找到被俘的英国人玛丽(Mary Lindell)帮忙,将瑞秋和爱凌的名字加到了营救名单上,瑞秋和Nadine约好,爱凌长大以后如果生了女儿,就给她取名Nadine,以纪念这份恩情。

  科普一下“白色巴士”,当时瑞典红十字会要求从几个集中营撤离一万五千名囚犯,派出白色(有红十字标志)的巴士运送幸存者,以避免与其他车辆混淆,这项人道主义行动因此被简称为“白色巴士”行动。

  ▲图中的老人叫Stig Svensson,他是当年参加白色巴士行动的一名志愿司机(不是图中这辆车),1992年接受采访时,他说自己永远无法忘记当天所见到的场景。

  瑞秋和爱凌乘坐白色巴士被疏散到瑞典,后来她们在以色列短暂生活了一段时间,又搬去了南非,1971年,爱凌生下一个女孩,她信守母亲瑞秋的承诺,给自己的女儿取名Nadine。

  当初因为Nadine的帮助,瑞秋和爱凌才得以存活,而多年以后,也正是爱凌对Nadine那个神秘微笑的指认,才让Nadine的身份得以证实,冥冥之中,她们都改变了对方的人生轨迹,这真是生命难以言喻的缘分。

  ▲爱凌通过这张照片证实了Nadine的身份,而Nadine的不屑表情大概是曾经是媒体宠儿名门闺秀的她从未想到的有朝一日会以普通难民的身份出现在摄影机之前的失落和不甘吧。

  2015年上映的纪录片《每张脸都有一个名字(Every Face Has a Name)》里采访过当年的小女孩爱凌,她说Nadine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特立独行,很有魅力,活泼又坚强。

  ▲该纪录片致力于寻找当天在集中营被相机拍到的每一个人并了解他们的人生,想想这不经意拍下的每一张脸的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人和属于她/他的一生,实在是非常震撼。

  2018年,定居南非的爱凌再次接受采访,她说瑞秋和Nadine兴趣相同,都热爱诗歌,因此缔结出珍贵的友谊。

  Nadine同样乘坐白色巴士抵达瑞典布鲁塞尔,并和女友奈莉(Nelly Mousset Vos)共同生活。

  奈莉是比利时人,之前是一位歌手,结过婚,有一个女儿,因为参与了抵抗纳粹的活动而被捕,后被送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集中营的一次圣诞颂歌活动中,奈莉因为唱了蝴蝶夫人的片段而引起Nadine的注意,俩人因此相爱相恋。

  因为Nadine的刻意保护,奈莉得以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存活,但白色巴士营救行动的前一个月,她又被送往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与Nadine分开,并受到残酷折磨。

  直到苏联解放柏林,奈莉才与Nadine重逢,但她们很快离开欧洲,移居委内瑞拉开始了新生活。

  她们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同生活了20年,委内瑞拉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谈论“性”都是很大的禁忌,因此她们虽有恋人之实,却只能以表亲相称。

  奈莉在委内瑞拉的大使馆工作,Nadine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在加拉加斯一家银行担任秘书,她专业技能强,很受高层肯定。

  工作之余,Nadine还喜欢在家办party,就像当年她的前女友巴尼一样,她的家里也成了朋友们聚会的热门场所。

  ▲1965年,Nadine和奈莉在委内瑞拉的家里办新年party,右二是Nadine,左二是奈莉。

  Nadine社交能力强,厨艺也极为精湛,经常接待法国朋友,时装设计师Guy Meliet也常来她家聚会。

  60年代末,一场大病让服用了大量治疗药物的Nadine突然中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之下,她和奈莉返回欧洲,定居在奈莉的家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因为身体虚弱,Nadine无法继续工作,只能和奈莉一起退休,饱受脱发困扰的Nadine后来一直戴着假发。

  1972年,Nadine去世,1985年奈莉去世,她们没有被埋在一起,但都长眠在布鲁塞尔。

  之前我们提到2015年上映的纪录片《每张脸都有一个名字》,该片导演Magnus Gertten的最新纪录片《Nelly & Nadine》刚在柏林电影节上映。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部纪录片讲述了Nadine和奈莉始于集中营,终于布鲁塞尔的爱情故事。

  Nadine和奈莉曾给朋友何塞(Jose Rafael)留下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的都是她们的私人物品,包括很多照片和用英语、法语、德语书写的信件。

  何塞的女儿后来替父亲保存这个盒子,但据她回忆,奈莉的女儿克劳德(Claude)无法接受母亲和Nadine住在一起的事实,觉得自己完全被母亲抛弃,因此一直没有打开过盒子。

  几十年后,奈莉的孙女在巴黎郊区的阁楼里找到这个蒙尘的盒子,鼓足勇气打开了它,才让历史里的故事重见天日。

  在纪录片拍摄的一年时间里,导演Magnus Gertten陪伴奈莉的孙女一起探寻和追踪不为人知的细节,试图在这段往事里找到一种代表个人,又代表集体的情感。在影片中,奈莉的孙女从被遗忘的照片和日记里,感受到了祖母对集中营的记忆,以及和Nadine共同经历那些不该被埋葬的过去。

  看完Nadine的故事,真是感触良多,最大的感触是在一百多年前,那些民国女子就有着如此惊世骇俗的生活,她们穿行于世界 ,过着任性自我的生活。

  世界很大,我想多去看看,一代又一代女性用自己丰沛生命力画出精彩独一无二的故事,为自己而活,也历尽千难万苦,我们真的不应该把她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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